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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开发区协会人力资源服务与产教融合专委会 江苏 无锡 214028

　　【摘 要】自改革开放初期校企合作进入国家政策视野，到近年来产教融合制度的创新与实践，为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已不仅仅表现在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模式和办学体制机制层面，更表现在教育制度层面。企业参与中成本收益的不平衡、院校治理机制的不完善、区域间产教资源的匹配度不协调，依然是目前产教融合存在的矛盾焦点，需要进一步破解制度性壁垒，真正构建起“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的生态体系。高效搭建产教融合困境研判机制，共谋优化跨界协同治理机制，稳步健全市场化利益共享机制，有序构建数字化资源整合机制，是产教融合机制和制度创新的基本策略；建构联合创生系统、把握效能生成关键、聚焦主体性力量培育，是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

　　【作者简介】孙兴洋（1964- ），男，江苏盐城人，教授，中国开发区协会人力资源服务与产教融合专委会主任，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原校长，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

　　伴随产业转型升级与技能型社会建设进程的加快，深化产教融合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命题与战略支点。这一制度实践承载着破解教育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结构性矛盾的历史使命，其演进轨迹深刻地烙印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当下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宏观背景下，产教融合亟需突破体制机制瓶颈，构建多方协同、利益共享、数字赋能的新型治理生态。本文拟在简要追溯相关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存在的成本收益失衡、区域资源错配以及长效治理机制缺位等主要矛盾，并基于政策逻辑、产业逻辑、教育逻辑等“三重逻辑”，审视产教融合的现实困境，聚焦“多元主体协同”与“利益分配优化”两大症结，努力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试图将历史经验与机制创新转化为可落地的实施路径和行动策略。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随着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但当初的职业教育体系仍以传统学科教育为主，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至此，校企合作开始进入国家的政策视野。于是，职业院校尝试通过“校办工厂”“订单培养”等方式与企业合作，职业教育的研究焦点也大多集中在“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可行性分析上，强调技能训练的重要性。虽然工学交替、产学结合、校企合作等概念被不少学校列入制度、写入文件，但从实践层面看，校企合作的层次还比较浅，企业的参与动力严重不足。

　　自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产教结合、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发展方向，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职业院校“与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之后，校企合作的制度框架便逐步成型。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多元化合作模式，比如，江苏、广东等地组建职教集团，推进集团化办学，兴起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模式。校企合作研究的重点也开始转向利益分配机制、企业参与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同时，德国“双元制”、澳大利亚TAFE模式（技术与继续教育）被广泛研究，“行业标准融入课程”“企业主导实训”等国际经验得到有效借鉴。

　　从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明确企业作为“重要办学主体”，以及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系统构建产教融合制度框架，提出“将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之后，制度创新与实践突破开始发力，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激励政策陆续出台，现代学徒制试点（2014年起）、产业学院（如华为ICT学院）、实训基地共建等模式持续推广，职业资格标准、教学标准与行业技术标准逐步对接，都是国家战略定位进一步升级的结果。学术界也聚焦“产教融合长效机制”“产权与利益分配”“混合所有制办学”等难点问题，强调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方协同，校企合作研究转向机制改革深水区。

　　特别是2020年以来，在高质量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业态倒逼职业教育改革，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法律地位；“双高计划”（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的实施，推动了专业群与产业链的深度对接以及新经济形态下的制度重构。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工业互联网平台融入教学，企业技术资源通过数字化手段向教育端渗透，校企合作研究开始关注“数字技术赋能产教融合”“跨区域产教联合体”等新的命题。

　　目前，关于产教融合的研究还大多聚焦于如何深化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如何创新产教融合办学模式、如何破解阻碍产教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等实践层面的问题。而作为我国职业教育重要特征和关键路径的“产教融合”，已不仅仅表现在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模式和办学体制机制层面，更表现在教育制度层面。[1]企业参与中的成本收益失衡、院校治理机制的僵化、区域间产教资源匹配度不高等现实问题，是当前存在的矛盾焦点，如何完善企业“金融+财政+土地”组合激励、如何建立产教融合效能评价体系、如何推动“职教高考”与产业人才需求衔接，等等，都是有待研究和优化的政策方向。在理论维度，从“校企合作”到“产教融合”的概念跃迁，体现教育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公共管理理论的交叉融合，其研究范式也从单一的教育视角转向“产业-教育-政策”的系统论分析；在实践维度，则从局部试点到全域推进，同时注重区域经济的适配性[2]（譬如，我国东部“高端制造+职教”与西部“乡村振兴+职教”的路径差异），聚焦混合所有制办学产权界定、职业院校股份制改革等制度突破，聚焦AI技术重构教学场景、元宇宙实训生态构建等技术赋能，聚焦鲁班工坊等服务“一带一路”跨境产教融合的国际协作模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制度研究始终围绕“产业需求侧”与“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展开，并经历了从自发合作到系统设计、从单一技能培养到产业链协同创新的多年多轮演进。未来需要进一步破解制度性壁垒，构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生态体系，为新型工业化与技能型社会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正如前文所述，从概念本体层面分析，产教融合具备多重属性。通过系统梳理产教融合制度研究的基本脉络可以发现，“产教融合”这一概念在国家层面是常用的政策话语；与此同时，它也蕴含着行业内在的规律性，进而成为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领域的常用术语。在这样多重话语属织建构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聚焦人才培养的逻辑问题，而人才培养的逻辑更侧重于内在逻辑，具体是为对规律、原则与方法的综合体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才培养中不变的根本规律与内在之道。

　　基于对产教融合概念的延伸，我们有必要对国家政策逻辑、产业行业逻辑以及内在教育逻辑这三重逻辑展开审视。在政策逻辑方面，前面已做了细致的政策文本分析。自2002年国家明确提出“产教结合、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发展方向以来，已先后出台了十多份重要文件。深入解读这一系列政策意图可知，倡导构建以产教融合为核心内涵的职业教育新形态，实则是针对当前人才培养端与需求端不匹配、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一现状所做出的政策回应。从产教融合的本质意蕴来看，“产”应被视为手段，“教”才是根本目的，融合正是实现从手段到目的达成的路径。产业是职业教育的人才需求方与技术迭代源，其本质功能是为教育提供真实场景与行业标准。譬如，智能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技术升级，直接倒逼职业院校调整机械自动化专业课程，企业通过共建实训基地、提供设备支持等方式，将生产场景转化为教学现场。这种“产业牵引教育”的逻辑，目的就是期望职业教育内容始终与产业前沿保持同步。

　　然而，从逻辑层面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现实中存在诸多困境，且这些困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就需要我们对产教融合困境搭建起一个高效的研判机制。譬如，通过对不同主体对产教融合诉求的差异分析，发现这种差异有时会呈现出极端的分化态势。一方面，部分产教融合禀赋较好的企业，对融合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融合效果也较为显著；另一方面，一些条件相对薄弱的企业，则容易出现功利主义或短视行为，这对产教融合协同培养人才造成了一定损害，使产教融合面临诸多挑战。产教融合中存在的难融合、融合难，以及真融合与快融合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构建等问题，本质上都源于主体身份差异带来的参与不匹配。

　　那么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降低交易成本，使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地方政府等多元主体自觉自愿投身于产教融合呢 回答是“跨部门协同治理”，共谋优化协同治理机制。所谓协同治理，强调的就是通过规则重构，来实现“共同目标—差异利益”的帕累托改进，比如通过契约化合作将企业的技术需求转化为职业院校的课程开发标准。[3]这里的规划重构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政策网络分析范式。我们知道，产教融合政策网络包含垂直层级的行政指令（如国家的产教融合政策）与横向协作的市场契约（如校企共建产业学院），协同治理就是要突破传统的科层制束缚，构建起一个“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立体网络。比如德国双元制教育中的“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BIBB）—州教育部门—行业协会”三级协同框架就是一个典型的政策网络。二是资源依赖与共生理论。职业院校的技术知识供给与企业的人力资本需求形成互补性资源依赖，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时间差”与“空间错配”。共谋优化跨界协同，就是要通过产业技术图谱与专业集群耦合等动态匹配机制，来实现资源共生。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华为联合建立的“课证共生”模式就很好地体现了这样的动态匹配。

　　共谋优化跨界协同治理机制，其要素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制度设计层——多元主体权责重构。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强化法律保障机制，明确企业参与教育的法定义务，允许并提倡职业院校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同时强化组织协调机制，比如地方政府可推行“链长制”协同模式，围绕重点产业链成立“政—行—企—校”四方工作组。二是运行操作层——动态资源整合。可通过构建“产业人才需求预警系统”，基于工信部门的企业用工数据，动态调整不同专业招生计划；通过建设数字化协同平台，实现企业生产数据与教学场景的虚实映射；同时可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学分银行，打通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学分的兑换通道。[4]三是动力维持层——激励约束平衡。比如，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实行财政奖励、税收减免、用地优惠等政策，对职业院校教师参与产教融合项目可折算为教学工作量，并通过全周期绩效评估体系，将评估结果与财政拨款、招生指标挂起钩来。即产教融合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优化，需遵循“制度设计—资源整合—动力激活”的逻辑主线，其核心在于通过法治化手段重构治理结构，通过数字化工具突破空间约束，通过市场化机制平衡多元利益。 同时还要进一步探索“教育—科技—产业”协同创新的制度集成改革，来推动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

　　产教融合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抓手，其市场化利益共享机制的构建需要建立在系统性思维与制度创新基础之上。一是注重动力机制的重构。比如，前文所述的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实施教育费附加返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来创新政府的政策工具；通过建立知识成果混合所有制，允许企业按投入比例享有教育成果的知识产权收益；构建起包含人才培养效能、技术转化效率、产业贡献度等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与政策支持力度直接挂钩。二是注重利益生成机制的完善。比如通过健全“人力资本+技术资本+金融资本”要素交易平台，实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5]引入价值链分析法，建立“前段研发共享+中段培养共担+后端收益分成”的闭环模型，让企业提前锁定优秀人才，让院校获得技术研发分成；通过有效搭建产教融合大数据平台，实现人才需求预测、技能图谱构建、教育质量监测的数字化。三是注重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制定产教融合标准合同范本，明确知识产权归属、风险分担比例、违约救济条款；建立仲裁前置机制，设立专业化的产教融合纠纷调解委员会和政府引导的产教融合风险补偿基金；构建产教融合生态指数，建立动态调整的投入产出比模型；推行产教融合碳积分制度，将人才培养的社会效益转化为可交易的环境权益。

　　市场化利益共享机制的本质，就是通过制度创新重构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关系。对此，要在保障教育公益性的前提下，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价值创造、价值评估、价值分配的制度化安排，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教融合治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持续、可演进的新型制度范式。

　　产教融合的数字化资源整合机制，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数字技术把学校教育和产业需求更高效地连接起来，让教育资源和企业资源能够“智能匹配、动态共享、共同创造”。这是因为，传统的产教融合常常面临“学校教的用不上、企业要的找不到”的尴尬。比如，企业急需人工智能人才，但学校课程可能还停留在基础编程；而学校研发的新技术，企业却不知道如何对接。数字化资源整合就像搭建一个“智能桥梁”，用数字技术来解决信息不对称、资源浪费和协作低效等核心问题。[6]

　　有效整合数字化资源，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建设平台，打造校企“资源超市”。在此平台上，企业可发布技术需求、岗位标准，学校可上传课程、实验资源，这就类似一个教育版的“淘宝”。该平台可用算法分析企业需求，继而自动推荐学校的相关课程、实训项目，甚至匹配对口教师团队；同时可通过云计算，把企业的真实生产线数据变成学校的虚拟实训场景，让学生在线模拟操作精密设备，避免企业担心设备损坏的风险。二是打通数据，让资源“活起来”。企业可将生产流程、技术难题转化为“数据包”，变成教学案例，学校则可将课程内容拆解成“知识模块”，让企业按需调用。同时，平台可根据产业技术变化，自动提醒学校调整课程，避免教学内容过时。三是协同创新，从“单向输血”到“共同造血”。企业通过平台发布研发需求，由多个学校的师生团队“揭榜挂帅”，共同攻关；学校研发的新技术，可通过平台对接企业测试和生产，收益按贡献分配；此外，从人才共育角度看，企业工程师可远程参与课堂教学，学生可直接参与企业真实项目，并将实习表现及时反馈到学校学分系统。

　　当然，数字化资源整合不是简单地把线下合作搬到线上，而是通过数据流动和智能技术，重新定义校企关系——让教育更贴近产业脉搏，让产业反哺教育创新，最终实现“产业需要什么，教育就培养什么；教育突破什么，产业就应用什么”的良性循环。

　　尽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场域复杂多维，多种产教融合样态纵横交错，但影响产教融合效能提升的实质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区域政府治理，解决整体布局和资源配置问题，其要点是政策精准供给、资源科学配置、部门行动协同、信息准确对接；二是校企主体治理，解决产教融合“最后一公里”问题，其要点是激发动力、科学规范、标准引领、深度参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已进入追求高质量、高效能的阶段，必须强化整体性治理与专业化治理相结合，增强产教融合中的协同度、匹配度、清晰度、参与度，全面提升产教融合效能。

　　一是明确政策效能提升的关键。跨界治理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的基本特征，涵盖跨层级、跨部门、跨公私领域和跨组织。提升产教融合跨界治理效能，必须准确把握问题发展的动态性、治理对象的异质性、治理内容的跨域性、利益相关者多元性、知识的碎片化、需求的不确定性和价值冲突性等基本特征，通过不断研讨、磋商、关联、规范及制度化推进，达到各方的角色共识以及治理目标与治理价值的实现。在此过程中，加强政策的配套化、系统化、精细化，是实现跨界联结的基础。同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以深入调研和专题研讨的方式，构建起校企诉求、政策期望表达机制。政府治理主体对企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吸收，不仅能够提高决策的质量，还通过市场组织对政策实施过程的支持而降低执行阻力，客观上减少政府治理能力的损失，[7]从而切实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二是构建“在场化”的治理场域。在跨界治理过程中，职能部门通过横向的权力与责任分享，建立横向沟通机制，促进跨组织边界的协同合作，建立起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结关系。在此，需要明确维持治理场域运转所依托的规则、惯例等制度要素，建构“在场化”的政府治理场域。[7]首先，在制度要素上，不仅包括政府自上而下供给与实施的刚性规则体系，也包括自下而上的产教融合中各主体利益表达及利益实现所形成的合法化机制；[8]在地理空间上，以省域、市域、县域等地域为中心，落实政府对产教融合的整体性治理，同时吸纳行业、企业、学校、社会等多主体力量参与治理，承担跨界治理的公共责任，创建不同的“基层治理”模式。其次，在治理议题上，以产教融合效能提升为原则，构造出聚焦产教融合具体事物的治理场域和治理议题，面向产教融合不同组织形态构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主体行动标准，如政府、企业、学校、行业协会等遵循的行动标准。当聚焦产教融合效能时，其主体行动标准具有指向目标的内在一致性，同时以“专项治理”为依托开展各种产教融合组织形态运行情况的监测、评估和诊断活动。第三，在治理形式上，创设基于产教融合治理形成的微观工作情境，如横向部门之间的常态化对话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充分理解政府治理意愿和相关主体职责，同时借助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工具应用，通过系统连接、数据共享，建立在线协作平台，将治理情景中的跨界问题、痛点难点和解决方案场景化，以工具的数字化连接、业务的数字化赋能，来提高跨界主体的治理能力，进而降低跨界治理过程中不同治理主体间沟通、协调的制度交易成本[7]。从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协会等不同层面，都应建立专门的产教融合治理组织，并能持续、常态化地推进此项工作，及时解决融合中遇到的问题，实现治理专门化和专业化。

　　一是构建产教资源共享体系。市域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效能生成的可控场域，市域兼具“客观实体”和“主观互动”的空间特征，它所承载的主体意识、文化认同、资源配置、产业升级、教育发展、人才培养等内容，聚集在一个地理空间内，使得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中更易打通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之间的信息壁垒，构建覆盖全域、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灵活服务的产教资源共享体系。[9]与省域和县域治理相比，市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治理，向上承接国家和省域产教融合治理的方针政策、制度安排和规则体系，向下统筹谋划、引导部署辖区及县域职业教育发展，横向对接产业发展、企业需求、人才使用、就业安排等，更易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当然，市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效能生成的核心是实现合作机构（如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实体化运作。为此，首先要强化政府的主体治理和干预作用，吸纳园区企业及市域范围内的其他同类产业的企业、职业院校、研究型高校、科研机构设立董事会（理事会），以公正透明的职责分工、决策程序、监测评估，保障产教融合高效有序运行。其次要按照“产业链-行业人才需求链-企业链-工种-岗位-专业”的逻辑布局专业群，形成区域层面的上位引导；同时要着眼于省域重点产业、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需求，增强职业教育的区域适应性。再次要以税收优惠政策为重点，落实产教融合型企业激励政策，建设一批教育性生产场所，将企业用地的租金转化为职业教育服务，拓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深度；[10]并统筹推进和加强产业园区生态文化建设，做优人才、企业、政策、信息、技术等全链条服务，发挥产业园区带头作用，产教协同，助力城市区域核心竞争力提升。

　　二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校企主体性及其协同治理是产教融合效能生成的关键。在校企合作网络中，校企合作内容的数量、方向、密度以及行动者在合作中的位置影响着跨界资源流动的方式与效率，同时校企治理主体也会因资源、权力的差距对融合问题产生不同的想法和需求。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看，校企合作育人必须着力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首先，如前所述，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职业院校和企业都要建立专门化的产教融合治理机构和专业化的产教融合治理组织，协同负责多方向、多形态、多专业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事项。要认真研究不同样态或组织形态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效能差异，确定校企合作的最优样态及其合作内容。当前阶段实现产教深度融合，需要重新嫁接职业院校和企业的组织联系，使校企关系由组织间关系向组织内关系转化。主要包括三种路径：学校办企业、企业办学校、政府主管机构统领学校和企业。[11]从另一个角度看，基于校企合作的引企入校与引校入企，校中厂与厂中校，订单培养与现代学徒制，产业学院与企业实习实训及学徒岗等，超越或突破了复杂交错的场域，成为最有效的产教融合效能生成形态，为此需要给予更精心的方案设计和制度安排。其次，坚持以产业企业需求为导向，面向未来人才结构去分层化、技能操作高端化、工作方式研究化、服务与生产一体化的用工需求背景，[7]采取高端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产业学院、学徒岗、工程师培训等形式，校企双方协调好一般性专业技能培养和专有性技能培养的分工问题，制定一般技能和专有技能培训清单，实现校企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益最大化。第三，在系统构建从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到专业学位的一贯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中，要特别关注“通过实践问题的解决培养学习者真实情境中的技术思维能力”，构建以“工业系统分析”与“职业能力研究”相结合的课程开发办法，着力培养学生适应复杂问题情境的职业能力以及数据思维等高阶能力，使职业教育由低技能培训转向高技能教育。[12]

　　一是营造良好用工生态。企业是发展的主体，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者、先锋队。[13]面对多变复杂的劳动力市场，政府治理的有限性凸显，因此必须寻求效能生成的市场机制。市场需求永远都是一个变量。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技术升级、智能化应用、数字化转型会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转换。而劳动力技能培训转型、岗位就业匹配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从企业视角看，企业的技术差异、规模差异、管理差异等都会带来用人需求的差异，因此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必然会形成多种样态或模式，但最终都是要实现长期可持续的新质人力资源供给。2022年，《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聚焦“多元化用工的效率、灵活性与合规”问题，有72.76％的企业表示，在灵活用工中面临着“员工质量不稳定”的问题。因企业岗位都有一定的技能和生产经验要求，第三方招聘的员工素质参差不齐且难以在岗位上稳定下来，无法长期培养，增添了人员流动带来的成本。这为产教融合治理带来了困难。政府、职能部门、职业院校要在解决企业员工质量不稳定、提升企业用工能力、增强企业用工服务等方面提供助力，营造良好的用工生态。首先，要建立劳动用工监测制度，对企业用工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并定期研判用工趋势，汇总服务需求，制定服务预案。其次，要充分发挥产教供需信息平台功能，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和就业基本信息的收集整理、汇总和发布，[14]切实发挥好人力资源市场的配置作用。第三，在推动校企联合办学过程中，对于各类职业院校、培训机构组织毕业生在重点帮扶企业就业的，可给予一次性奖励；对于在企业实习的学生，给予不低于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生活补贴；对于企业岗位人员，则发放岗前职业技能培训补贴。通过以上举措，形成产教融合人才需求与供给的良好生态，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发挥企业“头雁效应”。在企业尤其是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建设过程中，各地政府要发挥规上企业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的“头雁效应”，充分利用规上企业“资源强、人才聚”等优势，打造大企业主体性办学实践样板；依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联结产教资源及信息方面的优势功能，组建专业团队，研发行业发展分析报告、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和行业人才供需清单、技术供需清单，打造体现区域产业生态、符合企业用人特点的产教融合新样态。譬如，打造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岗位标准为导向，以院校人才培养为基础，以技能人才评价为纽带的技能生态链，以此融合产业、企业、需求、招生、标准、院校、培养、使用、评价、就业等要素，为产业链建立从招生、培训、评价、就业到提升的技能人才精准供应链，促进产业链与人才链相互赋能，真正让企业主动参与到产业人才的教学和实训等培育环节，让青年群体直通优质就业岗位，[15]增强学生提升本领的主体性。同时，加强对最贴近市场、最清楚应用、最有条件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民营企业及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激励，重点支持这类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推动中小企业融入产业链、技能链、教育链、价值链、创新链，依托共享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中小企业开展紧缺员工培训，依托产学研联盟和技术创新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低成本的产学研支撑，依托产业学院、现代学徒制、“岗位+培养”等形式为中小企业提供精准人才供给，助力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形成产业要素有序发展、相互交错、动态平衡、彼此促进的生态系统。

　　三是创新政策供给方式。切实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必须重视培育企业主体性力量，而其关键在于激励与保障。我国各个地区产教融合政策体系的构建一直是沿着国家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的逻辑展开，并呈现出政府整体性治理与企业主体性治理态势加强的趋势。在整体性治理框架下，要通过政策的系统化、精细化、配套化、链条化，使产教融合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行动有共识、有动力、有抓手、有标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繁荣程度差异较大，在培育主体性力量方面必须切合当地企业规模及用工需求特点进行施策。比如，山东省在产教融合治理中打出政策“组合拳”，既有命令型、指导型政策，实现高位推进和统整，又有面向城、产、校、企、生专门的实施型、规范性、激励性政策，引导、规范和激励各行动主体落实具体方案，尤其是以“金融+财政+土地+信用”产教融合10条激励措施充分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有效激发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泉州市则强化全要素保障，通过给政策、给平台、给资源，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广州市制定组合扶持政策，联合各部门面向产教融合企业等主体力量列出扶持措施34条，其中重点落实税收优惠，大幅度简化税收优惠政策享受前置程序，获得企业好评。[16]企业主体性力量的培育，既需要顶层设计的体系化的政策驱动，又需要细化的、可操作性强、契合产业生态、企业技术特征及人才需求特点的激励和扶持政策，创新政策供给方式，简化激励政策程序，让企业、院校、学生都能看到清晰的融合进路和预期结果，增强各方主体积极性和参与度，切实提升产教融合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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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周聪.广东构建63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打通青年进入新兴产业“最后一公里”[N].羊城晚报,2023-06-28.

　　[16]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聚力产教融合 打造“广州标杆”——广东省全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典型案例之一[EB/OL].(2023-06-28)[2025-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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